有明一代，明太祖基于“宗藩朝貢”體系構建外交秩序，將日本納入勘合貿易框架。自永樂元年（1403）足利義滿開啟朝貢，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勘合貿易終止，日本共遣使團十八次。五山禪僧憑借深厚的漢學造詣主導使團事務，他們用漢文撰寫的“入明記”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其中策彥周良（1501—1579）的《初渡集》《再渡集》尤為珍貴，完整記錄了嘉靖十七年作為副使與嘉靖二十六年作為正使兩次入明的經歷。作為終明之世最后的遣明使記錄，《初渡集》與《再渡集》不僅涵蓋官場禮儀、商業(yè)活動、宗教信仰等宏觀層面，還生動描繪了寧波市井民俗的諸多細節(jié)，超越了傳統“華夷”敘事對于中國的簡單化描述，展現出朝貢體系下更深層次的文明互動。

　　“禮法合一”的政治、文教空間。寧波所處的寧紹平原作為中國海洋文化發(fā)源地，自唐開元年間設立明州港，歷經宋元發(fā)展，至明永樂初年專設市舶司，始終承擔著連通大陸與日本列島之責。嘉靖十八年策彥周良初抵寧波，即被高懸西門城樓的“望京”二字震懾，這處京杭大運河南端地標昭示了寧波與京師政治聯結的行政定位。石橋橫跨內河，橋連小樓與石穴門構成的復合空間生動詮釋了水網城市的交通特性。而“保和國脈”的匾額不僅彰顯了儒家治國理念，亦隱喻了寧波作為“東南財賦地”對王朝經濟命脈的維系功能。這種空間符號系統在策彥周良拜謁各級官署時得到充分印證：知府衙門的“青天白日”與“愛民如子”木牌構成道德訓誡空間，“浙江市舶司”“提舉司”等門額彰顯行政權威，縣衙“施仁”“布德”門榜與“神明鑒察”橫額形成權力監(jiān)督場域。這種“禮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延續(xù)了儒家傳統的德治理念，形成了獨特的“視覺政治”景觀。

　　更令策彥震撼的是寧波“甲第如云”的科舉盛況，街巷間“三世進士”牌坊林立?！钝纯h進士錄》記載，明代寧波文進士達297人，遙遙領先。這一成就得益于港口經濟的支撐，海上貿易積累的財富投入教育發(fā)展，科舉成功反哺文化繁榮。在空間布局上，城東南與西南形成“甲科重地”，文憲坊毗鄰鄞縣府學，解元坊緊靠月湖書院，構成“科舉文化圈”。嘉靖府學“廟學合一”的建制承襲了唐宋教育傳統，從唐代立廟、宋代建學到明代形成“詠歸亭—泮宮—明倫堂”的空間序列，印證了王應麟《慶元路重建儒學記》所述“庠聲序音冠于浙左”的贊譽。府學中“至圣先師孔子神位”的陳設，正是洪武二年“治國以教化為先”詔令的實踐典范。

　　商貿繁榮的經濟空間。明代中葉以降，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城市發(fā)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商業(yè)化特征，這一轉型在江南重鎮(zhèn)寧波表現得尤為顯著。策彥筆下的寧波街市店鋪林立，經營范圍涵蓋日常生活各個領域?！靶恿执阂狻彼幤?、“釣詩鉤”酒簾、“遠播仁風”扇牌等創(chuàng)意招幌，構成了商業(yè)競爭的視覺盛宴。這種繁榮植根于多層次貿易體系。在官方朝貢貿易中，足利將軍貢品可獲超額回賜；在半官方貿易中，幕府附搭物規(guī)模遠超貢品；民間互市則通過市舶司牙行展開。正是明朝“正貢外令自貿易”的政策，造就了“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的盛況。

　　策彥使團在寧波采購絲帛、瓷器等百余種商品，其清單折射出日本社會對中國制造的深度依賴，“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其中，生絲貿易最為典型。日本年需22萬公斤生絲，半數依賴中國供應。據嘉靖《寧波府志》記載，寧波紡織業(yè)涵蓋絲、綿、絹等十余個品類，所產金襕、唐緞在日本價格可達中國十倍。書籍貿易形成特殊文化現象，寧波書商針對日本需求刊印典籍，催生“和刻本”傳承體系。瓷器貿易則承襲越窯傳統，明代輸日商品中瓷器位列第三，上林湖青瓷甚至被日本幕府視為國寶賞賜功臣。

　　遣明使團憑借官方身份在寧波期間頻繁開展經濟活動，每件商品都承載著特定的文化意涵與經濟價值，生動反映了明代中日貿易的商品結構以及民間互市的實態(tài)，映射出寧波的商業(yè)繁榮在明代運河城市史上的特殊意義。

　　“三教合流”的信仰空間。作為享譽天下的“東海佛國”，寧波自五代時期起就成為佛教傳播的天然門戶。策彥在寧波參謁過的寺院，有補陀洛寺、南關禪寺、延慶寺和天寧寺。其中，補陀洛寺是入明后參謁的首座伽藍。

　　策彥參訪的補陀洛寺承載著特殊意義。明初因海禁政策，普陀山觀音道場遷至郡東棲心寺，使這里成為海上信仰的精神寄托。策彥三次造訪該寺并舉行感恩法事，印證了觀音信仰在東亞海域的護航功能。延慶寺的變遷更具象征意義。北宋時期，日僧寂照、紹良先后至此求教天臺宗。至明代，佛壇上擺放著“皇帝萬萬歲”的字牌，這一細節(jié)反映出皇權統馭下佛教做出的妥協與調整。天寧寺的興衰則折射出政教關系的復雜性。這座曾見證過祖闡法師出使日本的名剎，其大雄寶殿懸掛的“圣德乾坤大，皇圖日月長”楹聯，內容源自儒家教義。這種將儒家政治倫理植入佛教建筑空間的現象，昭示了明代社會“三教合流”的思想轉型。

　　明初，朱元璋提出“儒釋道并用”之說。至明代中葉，三教融合已從精英階層的理論探討演變?yōu)闈B透市井生活的文化實踐，更通過儀式活動重構社會的信仰圖景。這樣的氛圍中，除了參謁佛寺，策彥也入鄉(xiāng)隨俗，對道教懷有濃厚興趣，不僅拜謁了城隍廟中的“北斗星君”，還請來九位道士設壇作法，主持佛道混融的土地神祭祀。這種宗教實踐的雜糅性，實為晚明“三教合流”的縮影。陽明心學的勃興助推了“儒釋道”的思想融合，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則加速了宗教的世俗化轉向。寧波作為明代最重要的對外港口，其信仰圖景呈現出多元交織的特征，星君畫像與佛寺空間并置，水陸法會的慈悲超度與土地祭祀的現世訴求共存。遣明使僧穿梭于這般錯雜的信仰空間，其宗教行為既是對中華文化的學習模仿，亦在不經意間為東亞海域的宗教交流添加了新的注腳。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寧波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符號。策彥周良以異域使者的敏銳洞察，通過翔實的街市記錄、建筑書寫與儀式描繪，建構起立體化的寧波圖景，展現了明代寧波的物質繁華與精神底蘊。寧波都市空間中官衙匾額的政治隱喻、市井牌坊的文化象征、商肆招幌的經濟活力，以及多元信仰的融合共生，既印證了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特質，也折射出明代社會轉型期雅俗交融的復雜面相。

　　遣明使的寧波體驗并非簡單的文化仰慕，而是交織著學習、反思與調適的動態(tài)過程。他們對儒家禮制的觀察、對科舉盛況的驚嘆、對佛道儀軌的參與，既是對中華文明的深度認知，又暗含著對日本文化身份的自覺建構。因此，策彥周良筆下的寧波敘事也超越了單純的地方志書寫，成為漢字文明圈內部知識遷移與思想碰撞的有力見證。

　?。ㄗ髡呦祵幉ù髮W外國語學院教授）